养老金差距为啥这么大?人大代表一句话,说到了无数人心坎里
去年11月8日,北京,第六届全国养老金发展论坛。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一句"缩小养老金待遇差距要拿出时间表、路线图",被人从视频里翻出来后,评论区炸得比爆米花锅还响。 不是这句话多新,是背景太扎实。打开任何一个县城的菜市场,你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画面:卖菜的大爷七十多岁,买菜的大妈六十多岁。年轻人呢? 在写字楼里加班,或者在城市另一头跑外卖。整个社会的重量,正在从年轻人身上,悄悄挪到中老年人身上。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事。 放眼整个东亚,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了三成,是典型的超高龄社会;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比也已超过两成,进入超高龄社会区间;南韩同样占到两成,还在快速攀升。往西看,义大利占到大约四分之一,法国、德国也不低,美国大概两成。 这些数字堆在一起,就是一个字:老。老,不只是脸上多几道皱纹,是整个经济结构都在换血。 过去三十年,全球物价能长期保持稳定,一个绕不开的原因是廉价劳动力供应源源不断。庞大的劳动资源涌入市场之后,全球劳动力供给瞬间大于需求,工资被压住,物价也跟着压住。 这段红利期已经结束。人口在老化,劳动成本在爬坡,通膨也就一路跟上。这个大背景不弄清楚,谈养老金差距就是空谈。 因为很多人纠结的"我交的养老金到底够不够",本质上是在问:将来这个社会,还养得起这么多老人吗?先看别人是怎么应对的。 日本推的东西叫"努力义务"。法定退休年龄还是60或65岁,但从2021年开始,鼓励企业提供工作机会到70岁。 它没规定必须干到70岁,但门开着——你想干就干,社会也乐见其成。老龄社会里比较务实的一招:既然人还能动,就别急着切断收入来源。 法国正相反。同样是延长退休年龄,社会直接反弹,公共赤字连年失控。自2022年左右以来,公共债务和赤字大幅增加,评级机构一看,降级。 养老改革这道坎,跨得太急就摔,跨得太慢就烂。两难。南韩的处境更尴尬。 法定强制退休60岁,但国民年金要2033年之后到65岁才能领。中间这几年既没工资也没养老金,被称作"下流老人"的高龄贫穷群体越滚越大。 台湾地区的路子又不同。目前劳工退休年龄65岁,可以提前5年,但月退会缩水。 它的退休制度里被专家点赞的是"劳退新制"——个人储蓄账户。个人自提6%,企业相对提6%,还有免税待遇,账户跟人走,退休后可以按月领。 听着挺美,问题是这笔钱由官方操盘投资,报酬率能不能跑赢通膨全看运气;而且账户金额本身不高,很多人只能靠外面另做投资、买房、买股票来补。香港更极端。 没有普及的公教年金,全靠强积金加个人投资撑着。金融市场一波动,养老资金就跟着摇。 这些例子摆在一起,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:没有哪个地方的养老体系是完美的。差别只在于,谁的裂缝多一点,谁的补丁厚一点。回到国内的话题。 郑功成的核心意思其实非常朴素:养老不能被身份卡死。城镇职工、机关事业单位、城乡居民这三套人,待遇差距不能永远保持"投胎决定命运"的模样。 合理差距可以有,缴费年限不同、缴费基数不同,拿得不一样,天经地义。可如果差距是身份焊死的,那就不是合理,是历史遗留。 他还提了一个很有分量的想法:对70岁以上农村高龄老人,考虑建立历史贡献补偿。这句话听着不显眼,其实很重。 老一辈农民交过公粮、修过水利、扛过基建,很多贡献没写进个人账户,但汗水是真流过的。账本没记,土地记得。 问题的另一面,是养老焦虑正在传染。社会一旦老起来,消费结构会跟着换。 年轻人喜欢的娱乐、教育、旅游,需求会萎缩;老年人需要的医疗、保险、长照,需求会扩张。听起来像"此消彼长",可细算下来往往是"消得多,涨得少"——因为老年人储蓄倾向更高,对晚年顾虑更多,钱攥得更紧。 于是整个经济的总消费在往下走。再叠加人口负成长这一层,趋势就更明显。人少了,需求少了,供给也跟着减,劳动力需求同步收缩。 不是危言耸听,是很多老龄社会已经发生的事。更让人捏把汗的是AI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正在进一步替代人类劳动力。 一边是老龄化让劳动力供给减少,一边是AI让劳动力需求也减少,最后剩下的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:财富的分配。生产出来的东西没减,甚至更多;但参与生产的人少了。 那些既不年轻、又没赶上AI红利的中老年劳动者,靠什么分一杯羹?这正是养老差距为什么这么刺人的深层原因——它不只是"老人拿多少钱"的问题,而是"整个社会怎么切蛋糕"的问题。 所以再看郑功成那句话,就不再是学术表达。它戳中的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家庭画面:中年人上班,肩上扛着两个老人和一两个孩子;城里的老人每月退休金稳定到账,农村的老人一个月一两百,中间那代人得自己把差距补上。 补不上,就得自己咬牙先扛。个人能做的其实不多,但也不是没有。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:退休这个概念本身在松动。 过去说65岁一到就交棒,回家含饴弄孙,日子安稳。现在平均寿命奔着80岁去,活到100岁的人越来越多,65岁退休后面还有三十多年要